博士教育，正站在一个矛盾的路口。
2025年，全国博士招生人数首次突破20万人，创下历史新高。扩招持续推进的同时，博士培养周期不断拉长，延毕逐渐成为不少高校难以回避的现实。教育部统计，2016年至2023年，我国博士生延毕率均在60%以上。
大批博士生逐渐陷入迷茫。毕业无期、科研无果、学历贬值、就业逼仄，多重压力裹挟下，他们开始重新审视这条曾被寄予厚望的道路——褪去学历光环后，读博，是否真的可以通向他们理想的未来？
有人主动离开，有人被迫止步。越来越多博士生，在这条路上中途离场。
景瑾，是主动做出选择的人之一。
从重点中学考到211大学再到提前攻博，景瑾人生的前20年一直走在读书这条标准化轨道上。
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并没有给他带来快乐，他放弃对文科的天赋，选择理科，在不喜欢的专业中虚耗七年，直到决心在博士阶段选择退学。
无硕士学位、无博士学位、无应届生身份、无工作经验、无实习经历，景瑾就这样放弃一切“净身出户”。
一个从小到大被推着走的人，终于在真正意义上做出了自己的选择。
“疯了”
2025年8月初，山西太原。
殡仪馆内的人三三两两走动着，在等待工作人员处理相关手续期间，景瑾拖着沉重的身子走出到馆外、坐回车里。他打算借着这段空档，和博导坦陈自己今后的打算。
关上车门的那一刻，所有声音被隔绝在空间之外，景瑾坐在驾驶位上，将左手的手肘压在车门边上，拨通了导师的电话。他能听到自己愈发急促的心跳。
电话接通后几番委婉铺垫，景瑾终于切入正题，郑重表明退学的想法。“你糊涂啊”，导师并不知道景瑾所在何处，叹气直言他年轻冲动。拿到读博名额本就不易，他学术又做得不错，很是可惜。
长达四十分钟的通话中，导师围绕就业细数了读完博士的好处和放弃的坏处，景瑾的回复都是相同的，“我知道，但我做好准备了，我打算自己解决这些问题。”
通话在这样往复的僵持里结束。景瑾心中悬着的石头放下大半，接下来只等待导师和父母确认就好了。
从本科入学开始，景瑾一直有一个固定的习惯——每年放假回家后立刻告诉爷爷，说清楚去看望老人的时间。
2025年暑假，景瑾结束博一的学习，繁忙的学业压得他喘不过气，终于抽身回家，他想着先休息几天再和爷爷说，意外就在这时发生。车祸来得太突然，待景瑾接到电话赶到医院，爷爷已无力回天，到最后，爷爷也不知道孙子的归讯。
爷爷去世的第三天，景瑾终于做出了那个在心中反复思忖了一整年的决定—— 博士退学。他意识到，意外随时会发生，时间不会停在那里，等待你做足百分百的准备。
2018年，景瑾进入中国地质大学电子信息专业就读，2022年本科毕业后，继续在本校读研，随后通过提前攻博，直接转入博一阶段。
这条路径允许他比常规学制提前一年毕业，对应的风险是：一旦中途退学，通常无法直接取得硕士学位，性质类似硕博连读。
做出退学决定时，景瑾尚处在博一。彼时他已经发表了两篇论文，达到了博士毕业要求的50%，在同届学生中算得上前列。
相较于普通博士生，“直博”、“硕博连读”、“提前攻博”学制下要退学的学生代价无疑更大——普通博士生即便选择在中途退出，依旧保有硕士学历作为求职底线；但这三类培养通道的博士生倘若直接退学往往只能保留本科学历，数年投入的时间与科研精力将没有任何凭证，除非申请博转硕。景瑾的导师也多次劝说，“至少拿到硕士学位”。
实际上，多数硕博连读生决定退学前都会考虑申请博转硕，努力将自己的损失降到最低。景瑾不以为意，甚至没仔细看转硕政策，只是模糊了解，如果申请转硕，即便他现在有成果、有论文，也要在申请后再进行一个完整学年的学习。
他不允许自己在追求学历这条路上再浪费一分一秒。
收到景瑾决定退学的消息时，景瑾女朋友觉得他“疯了”，谁不是这样过来的，谁不是这条路走到底，她觉得，这样幼稚的决定不仅对自己不负责，对两个人的未来也不负责。
不管景瑾如何努力和女友解释，她都不能理解，但这也没有左右景瑾的决定，“我已经想好了，只是通知她。”
他怕自己如若真的因女友的劝阻而没有迈出这一步，未来不顺心时会说出那句，“当初都是因为你”。他想，他不能为另一个人放弃自己人生的所有可能性。
“讨厌听从别人的指挥”
从2024年春季学期3、4月递交申请，到9月正式成为博士在读生，期间历经毕业季，景瑾也曾前往双选会现场观望，他当时对自己博士毕业后的薪资预期是税前年包30万。
现实要更加残酷一些。老家山西的国企来学校宣讲时，景瑾发现，他预期的薪资水平只有高强度的私企可以达到，如果希望进入国企，稳定、轻松一些，一年大概只能拿到十几万。
景瑾有些失望，只是想获得这样的结果也并不容易。
同门找实习的时候，出于对就业的焦虑，景瑾也尝试着做过一次简历。他发现论文只有老师会在乎，企业都只在乎项目和实习，而自己没有这些经历。
草草做完后，景瑾自评价道，“感觉没有任何人会多看一眼”。当然，这份简历也没有被他投递进任何公司。
读博后，除导师规定的寒暑假外，景瑾基本每天都会在早晨九点左右来到实验室。赶进度时，凌晨一点多也不休息。
好在景瑾的导师不查岗，也没有规定硬性的在班时间，只要每周汇报保持进度，做研究的节奏可以由景瑾自行安排。有时实验接连几天进展缓慢，也只需要在最后一天集中精力，补齐进度就好。
试想这样的弹性模式，放到工作中很难行得通。在他看来，职场自有另一重尺度：严格的早晚考勤、一切操作都要听领导命令、工作需要和同事协同，开大大小小的会、接各种各样的任务。即便下班之后，也需要随时待命，响应工作消息。
景瑾没有往深了想，“上班这种事情，它最基础的一些特点我就已经接受不了了。”
读博期间，他已经熟悉了一部分界限模糊的处境，他可能在任何时间、任何地点接到导师的电话。渐渐，开始害怕铃声响起。再往后，景瑾的手机只保留了振动功能。
来电和消息的震动强度、时长不同，景瑾已经可以在瞬时间区分出它们，每当意识到是导师的电话，他的心都会立刻沉下去，麻木地拿起手机接听。
景瑾认为，在非工作时间不询问、直接一个电话打进来是件很冒犯的事情。
某天晚上九点左右，景瑾和女友在学校外的夜市逛街，那个“冒犯”的震动再度如期而至。他立刻停下脚步站在原地接听，对他而言，第一时间弄清事态轻重，内心才能稍稍安定。女友也跟着停下来，回头看着他。
所幸那天需要更改的文件在手机上便能编辑，十几分钟后，景瑾把改好的文件发还给导师。女友似乎比景瑾还要习惯这样的场景，每次都会安静等在景瑾身边，直到他在原地处理完导师交代的事务。
相似的情形反复上演了大概几十次。有时外出途中接到临时任务，景瑾只好如实告知自己不在学校。一旦被追问去向，他便心生抵触。在私人时间里，景瑾要保留一种“不汇报的自由”。
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景瑾逐渐意识到自己最讨厌的事情就是听从别人的指挥，“我觉得如果一个人来这样打扰我的生活，我还要听他的命令，这是尊严问题，我绝对不能接受，即使他已经是一个很好的研究生导师了。”
他幻想工作后的场景，可能与之别无二致，于是开始考虑不工作的可能性。
情况比想象的还要糟糕。
没过多久，景瑾发现，在这个按时毕业的博士仅占3-4成的大环境中，学院里一位师兄手握十几篇一区论文提前半年毕业，去向是某普通大专讲师，生活环境、待遇都算不上好，学校资源看起来也并不能实现什么科研目标。
至少在景瑾看来，师兄的成果已然是他望尘莫及的了，可这样的收益与付出的努力真的相匹配吗？
事实上，景瑾根本不认为自己在学校这七年学习到了有用的技能，尤其是将范围缩小到能运用在就业这一方面。本科即将毕业时，他选择考研，就有这一原因，“如果就这样直接进入社会，我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成。”直到博一，这样的想法又涌现了出来。
退学的念头逐渐生根发芽，持续一年之久后，在爷爷去世的那一刻达到顶峰。
景瑾想清楚了不准备考虑任何需要为别人打工才能赚钱的工作，他不愿意再等下去了。
暑假结束，景瑾立刻回学校办理了退学手续，准备换一种方式生活。走出学校大门，他没有停留太久，但仍忍不住回头，认真望了望这片生活七年的地方。
“屈服”的20年
某种程度上，景瑾人生的前20年都在试图忽略自己的喜恶。
景瑾2000年出生在山西太原，周岁礼上抓周抓到了纸和笔、十多岁参加征文大赛获得了市级一等奖和省级特等奖、中学觉得文科学起来得心应手，只是这些都败给了所谓的“好就业”。
小时候，对世界抱有极大好奇心的景瑾会问父亲很多常识性问题，每次父亲用数理化的知识解释完一些自然现象后，都会跟一句“学好数理化，走遍天下都不怕。”如今景瑾对问题已经没什么印象了，但这句话仍刻在脑子里。
他从小便比同龄人成熟些，哪怕萌生一秒想学文科的念头，也会立刻扼住。
景瑾的高中每个年级大约有400人，分为六个班，其中只有一个班是文科班。分文理时，景瑾身边成绩好的同学没有一个选择文科，似乎这是一件被默认的事情——“只有理工科实在学不明白的时候，可能才会去考虑文科。”
不论是从小看的书里的寓言故事、童话故事，还是家里父母在观念上的言传身教，都在告诉景瑾，人要追求良好的品德，而照顾家庭毋庸置疑是良好品德其中之一。他想，依靠自己把家人照顾好是高考最大的目标，除此之外所有的兴趣都可以往后靠。
选择理科后，景瑾的成绩稳定在班级第一、年级前五，只是高考成绩未能达到预期，无缘一直以来喜欢的厦门大学。
到填报志愿阶段，因为景瑾生物成绩比较出挑，他个人也比较感兴趣，便征询生物老师的建议，计划报考生物相关专业。
虽然生物老师带着笑，但景瑾能从她的眉眼间看出严肃，“别报，找不到工作。”仅一句话，景瑾倏然接受，踏出办公室的门，他彻底搁置了对专业喜好的考量。
最终的专业是母亲在朋友那里取经确定的，景瑾至今还能清晰地记得那个场景。
高考出分后的一个午后，母亲带着他去拜访一位做老师的朋友。老师居住在僻静的老旧小区，楼房墙体爬满爬山虎。屋内是上世纪的老式户型，仅有零碎阳光穿透室内。景瑾安静地坐在老师对面听着她和母亲交流，一言不发。
“电子信息以后的前景应该不错”，她是景瑾能接触到的最有可能给出“正确答案”的人了。景瑾没有询问她的本职工作是什么，也没有考虑过她说的话到底有没有信服力。除了她，景瑾没有任何渠道接触其他信息源。
老师讲了一些依据和分析，由于景瑾对电子信息一无所知，所以完全没有听懂。即便如此，他还是快速决定就听老师的。
回到家，景瑾便开始搜索起有电子信息专业的院校，他形容自己当时的感受是“放弃”和“屈服”，“在现实的压力面前，个性似乎没那么重要，反正最终还是要去找工作的。”
入学后，景瑾才真正开始了解这个专业。电子信息会有一些基础的数学课，比如离散数学、高等数学、线性代数等，之后的学习会过渡到电路分析之类的物理基础课，再往上才是比较贴近本专业实际应用的专业课，比如信号与系统，这是一个进阶的过程。
但对于景瑾来说，最基础的数学都学不明白。入学没多久，他就发现自己对这个专业既没有兴趣也学不下去。每次上课，知识好像都没有入过脑，听不懂就不想听，不想听就更听不懂，恶性循环。
期末去备考时，景瑾和室友一起去图书馆。景瑾发现，用相同的时间准备，很多题他们能听懂自己却不能。
和中学时候的“辉煌”相比，景瑾是有落差的，他每门课的成绩基本都处于班级后1/3，有几次甚至在挂科边缘徘徊，实在力不从心。
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尝试着以吊车尾的身份去生活。
三年后，景瑾即将毕业，他不认为自己能做好什么工作，于是逃避就业的声音在他脑海中响起。
景瑾选择了考研究生，目标院校还是厦门大学。他想，从零跨考其他专业好像并不现实，虽然电子信息对自己来说很难，但至少是本专业，于是他从大的专业里面挑了一个自己相对没那么“厌恶”的方向。
景瑾将备考的大部分时间都分配在了专业课上，两门公共课只用有限的时间做了几套真题练手。最后分数出来，满分为100分的公共课取得了政治81分、英语91分的好成绩。
曾经张雪峰在一次考研规划公开课上开玩笑举例，如果政治能考到80分，“你得天天看新闻联播，再放弃一次人生中五百万的机会”；如果英语能考到90分，“我在北京动物园给你买个摊位，你可以收门票了，下期人与自然就播你，走近科学就是走近你，一个新的物种诞生了”。
相比之下，满分150分的专业课景瑾却只考了70多分，最终一志愿厦门大学遗憾落榜，调剂回了本校。
自由的生活
无数人都问过景瑾，为什么不先找到一个合适的方向后再退学，有的放矢地行动。
景瑾的答案是，他相信方向是靠探索得来的，而不是坐在实验室里被动等来的，他要把主动权握在自己手里。
退学手续还没办完，景瑾就选定了即将去生活的城市。能感受创业的氛围是他的首要标准，于是被称为“中国硅谷”的深圳在一众一线城市中脱颖而出。
既然没想好能做什么，那就先从自己感兴趣的行业做起。近两三年景瑾一直保持着健身的习惯，虽然不准备长期用打工的形式去谋生，但先当一段时间的健身教练了解健身行业也是件不错的事情。
退学后，景瑾带着他学生时期做兼职攒下来的五万存款来到深圳。路上，他就已经马不停蹄约好了7家面试。
只是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不是一两天就能做成的事情，在没有确定工作位置前，他没办法租房，只能先住在酒店。
为了降低生活成本，他选择了最便宜的酒店，唯一的需求只有一张干净的床。无窗酒店的假窗24小时透着昏暗的蓝色灯光，阴暗潮湿的环境没办法晾干换洗的衣物，行李还没能寄到，景瑾把落地深圳时的衣服在30度的天气下连着穿了4天。
“到最后，我只能祈祷面试官不要离我太近，免得闻到我衣服上有什么味道。”
景瑾做了两个月的健身教练，一共拿到了六七千的工资，但比钱更重要的是，他确定了自己只是喜欢健身，但对指导和帮助别人没有任何兴趣，这一行业无法纳入到他未来创业的范围中。
景瑾决定用自己的积蓄把时间买回来，投入到系统性学习中。在学校的19年，他从没能根据自己的兴趣与判断选择自己认为真正有价值的事情，现在终于有了机会，“虽然不知道会在什么时候以什么形式派上用场，但是它肯定有用”。
离职后，景瑾在大学城图书馆用两个月的时间读完了《激荡三十年》《激荡十年》等等有关中国企业史、商业、财经方面的书籍。
摒弃掉那些带着目的囫囵吞枣地学习，景瑾每每遇到可以延伸的知识点都会详细搜集资料，他第一次感受到了对知识如饥似渴的感觉。
同时间，景瑾和女友长达四年的恋情画上了句号。
对于这件事情，景瑾一直都有心理准备。退学后，他们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，基本每个月都会爆发一次争吵，有时即便是很小的事情，女友也无法忍受。
即便二人感情很深，但女友提出分手后，景瑾还是没有挽留。
这是唯一一个会让景瑾怀疑自己选择的代价。有时他会反思自己退学的决定是否真的正确，但每次反思的结果都是“我没做错”。
迷茫与不确定一直伴随着景瑾，在深圳的4个月，他没能体会到他希望感受的创业氛围。即便城市的发展繁荣，作为一个普通人，没有足够的资源，终究无法接触到创业圈层。
“在这里得不到更多东西了”，2025年12月，退学五个月后，景瑾离开了深圳，准备回到太原休息一段时间。
回家后，景瑾开启了“堕落”的一个月，每天睡醒就打游戏、饿了就点外卖、游戏打腻了就看小说。直到看的小说越来越多，他开始质疑那些网文作者的文笔和逻辑。偌大个互联网，竟找不到一本自己满意的小说。
那要不要自己去写一本？
景瑾形容，在那一瞬间，自己被一种巨大的恍惚和毛骨悚然击中。他已经快忘记了自己在文字上的天赋，小时候吵嚷着要当作家的自己、征文获得奖项山西电视台领奖的时刻，以及在读博期间尝试着写过的小说。
他立时从床上坐起，翻开旧笔记本，在文件夹里找到了2024年写过的小说开头。寥寥8000字，却让那些蛰伏在最深处的记忆漫了出来，好像在对自己说：
“你是一个非常喜欢写作的人，你一直想要完成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长篇小说，但是现在读博太忙了只能搁置掉，等到今后有机会的时候，希望你一定要将它完成。”
在那之后，景瑾深居简出，每天都要写完4000-6000字，直到3个月后，他完成了这部校园恋爱题材的22万字长篇小说。
景瑾没有合适的出版渠道，于是这部小说被他发布在了网文平台，即使他不认为自己的作品和网文属于同一类型。创作给了他无与伦比的快乐和价值感，只是商业结果在意料之内，景瑾只得到了30.62元的收益。
显而易见，写小说谋生对于他来说同样不是一个好的商业模式。
2026年3月，景瑾再次动身，辗转到上海。他认为这是国内最能开阔眼界、增长见闻的城市。他以每月1600元的价格和一对70岁的房东夫妻合租，试图寻找另一种生活方式。
景瑾不再和在深圳时候一样经常往市中心跑，他知道没有一个恰当的身份时，城市不管多么发达都和自己没有关系。
他开始尝试做自媒体，内容以口播为主，讲述自己的生活感悟，也会聊起博士退学的经历。账号传播度最高的视频中，他用退学的经历阐述自己的观点：“对未来迷茫的本质就是一步弯路都不想走，试图直接得出一个整个人生的全局最优解，所以对于摆在面前的哪个选项都不满意。”评论区挤满同样面临人生岔路口的年轻人，纷纷留下共鸣。
2026年6月，景瑾社交媒体的粉丝数量从初到上海时候的1800，增长到了11000。
虽然至今还没能探索出合适的方向，但目前来看自媒体至少是一个能持续做下去的路径，已经有两三个广告联系他，能有大概几百元的收入。
景瑾存款的最高位的数字开始跳动，从5开头变成4开头，他的内心也不免随之波动。
粗略估算，眼下这笔积蓄至少还能撑上一年。他给自己设定了一个期限：如果一年后仍然没有找到方向，就先找一份无门槛的工作，维持生活。
在这一年里，他要完完全全顺着自己的心意走——一边摸索前路，一边把时间用于健身、读书、学习、交友这些有长期复利的事情里。
上学时，景瑾很喜欢打游戏。有趣的是，退学之后，他竟很少再主动打开游戏。
探索的场地，从屏幕之内转向了现实之中。于如今的他而言，“生活本身，就是一场最伟大的冒险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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